中國的制造業轉型，正在迎來一個關鍵時刻。
首先是全球制造產業鏈的結構性調整。過去30年歐美負債消費，中國加工制造，資源國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國際制造貿易循環鏈條，似乎正在斷裂。美國再工業化，德國進行工業4.0升級，日本發布制造業白皮書，都預示經歷了2008年金融泡沫后，發達國家重拾制造業動能的趨勢。
其次，中國制造面臨的國內要素供給環境產生了變化。勞動力價格增長，土地升值，人民幣雖然當下開始進入貶值通道，但貶值未到出清點。偏此時國內經濟又整體減速，2016年將重點清理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各類重壓相疊加，給中國制造業轉型帶來了重重陰霾。
廣東是中國貿易進出口和制造業最密集的省份。《財經》記者選取東莞和佛山兩市進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調查，意在觀察這樣一種正在進行的變化：中國的本土制造業將經過什么樣的途徑，是自身科技研發助力，是技術引進融合，還是區域間合作，或者制度要素助推，能使得制造業產生一種脫胎換骨的變化，以承載中國制造業轉型順暢實現？
按照制度演進的邏輯，思考改革關鍵點問題的邏輯起點，應當是分析哪些改革能夠保證真正轉型的、創新型的企業可以獲得比不轉型企業、不創新企業更高的經濟回報。而從制度發力的角度來看，未來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也是中國制造業需要補的三堂課，一是嚴格的消費者權益保護，二是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三是完善的企業信用體系。用制度要素進行助推，將是保證中國制造業轉型的終極因素。
——編者
東莞：中國制造的轉型時刻
東莞市厚街鎮上，華堅集團“世界鞋業總部”的高樓依然聳立，但該企業已將六條制鞋生產線和鞋材廠搬遷到埃塞俄比亞，在那里，約有3500名埃塞俄比亞青年在生產流水線上忙碌。像華堅集團一樣，這幾年厚街鎮陸續有鞋企外遷東南亞或中國中西部。
“世界鞋都”厚街鎮部分工業區看上去沒了往昔的熱鬧。六家搬走鞋廠留下的老舊廠房已被粉刷，成了寮廈皮料市場。一家挨一家皮革店堆積如山的皮料，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鞋廠的繁盛。
30年繁盛的加工貿易式微。中國制造似乎也陷入最逼仄的時刻：需求“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夾縫；外資高端制造回歸發達國家與中低端制造部分外遷印度、東南亞的“夾擊”；“去產能”和轉型升級的雙重擠壓；工業4.0浪潮的沖擊帶來的，不僅是面對高級人才匱乏的煎熬，也要直面低端人力短缺的尷尬，更要為“工業2.0”、“工業3.0”的缺課而承受重壓。制造業逼仄的天空，彌漫著灰色的霧霾。
過去30年歐美負債消費，中國加工制造，資源國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國際大循環鏈條，似乎正在斷裂。美國再工業化，德國工業4.0，日本的制造業白皮書，都預示經歷了2008年金融泡沫的爆破后，發達國家重拾制造業動能的趨勢。
恰逢此時，中國制造卻遭遇強大的逆風：全球需求疲軟、國內經濟減速、產能過剩、清理僵尸企業，各類重壓的疊加，讓制造業企業在逼仄的天空下艱難尋路。財新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包含了更多民營企業，官方的PMI偏重大型國有產業。兩個數據均顯示制造業連續數月在榮枯線以下。
東莞走在中國產業轉型爬坡的最前沿，被視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個縮影。盡管有上述種種轉型問題，記者在東莞調研發現，制造業轉型逼仄的天空已初露曙光。機器換人、智能制造設備更新、互聯網滲透工業流程、商事制度改革激發了創新熱情，一些新的轉型苗頭正勾勒出中國制造從低端向中高端尋路的軌跡。
受訪的業界專家均表示，或許，經濟低迷、重壓疊加的時刻，正是催生技術革命和企業轉型升級的最好時期。焉知最壞的時代，不是制造業“蝶變”的最好時代。
“東莞制造”爬坡轉型
從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開始，經歷七年的“騰籠換鳥”，東莞產業轉型升級已走入深水區，制造企業出現明顯分化：那些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轉型企業，已經從工業1.0走過2.0達到3.0，進行了幾輪升級邁向中高端；一部分企業這兩年受成本等綜合壓力難以支撐，開始轉型求生；一部分有國際市場的代工企業外遷中國中西部或東南亞、非洲等地，尋求低成本洼地；一些掙扎在微薄利潤邊緣的企業無力轉型已經倒閉；仍有一部分企業在各種因素夾擊下依然糾結，“不轉會死，搞不好會不會轉死”，基本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轉型升級的能力。
東莞上世紀80年代主要承接香港紡織、制鞋箱包、玩具等傳統制造業； 90年代，臺灣及日韓IT制造業大舉進入，東莞逐漸形成以代加工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并成就了“東莞塞車，世界制造告急”的制造工廠地位。然而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讓“東莞制造”從30年歡愉之夢中驚醒，歐美訂單萎縮，人工成本攀升，沒有研發能力、沒有自主品牌、沒有市場渠道，成為“東莞制造”之痛。
思略特大中華區總裁徐滬初對《財經》記者表示，2008年暴發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積累的潛在產能過剩壓力逐漸顯現，然而隨后的“四萬億”經濟刺激，使產業錯過了一次較好的轉型升級契機。如今制造業企業面對的轉型空間更為逼仄。
關停或外遷企業大多是當年從臺灣、香港等地轉來的，以服裝、紡織、鞋帽、家具等傳統加工貿易為主，也有部分電子代加工企業。東莞1萬多家外資企業，每年都有從事低端代工生產的外資企業關停或搬遷。2015年，臺資企業萬士達、聯勝關閉東莞工廠，為三星代工的東莞普光相繼停產。
然而，在這些企業關停的背后，一場技術革命和制造業革新也正在進行。以石碣鎮為例，一批有實力的企業采取機器換人、引進技術等方式就地升級。
東莞石碣鎮被稱為“中國電子產業名鎮”，云集著一批電子企業。2015年機器換人和機械裝備自動化在這個鎮蔚然成風。走進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機器轟鳴的車間，墻上貼著“機器換人”的前后對比表，改造前產量7200支/天，改造后11.7萬支/天；合格率改造前90.2％、改造后98.5％，提升了8.3％。電腦控制的機器手在有序地擺動，偌大車間工人很少。
該公司董事長蔡志浩指著一排控制電腦說，“過去這些活全靠手工操作，員工容易打傷手，眼睛也容易疲勞。” 他計劃繼續改造工藝流程，將來要搞類似豐田汽車那樣的組裝車間，機器自動作業，幾乎無人操作。
這家生產高端多層電路板、HDI手機板、柔性電路板等產品的企業1993年創辦，擁有梅州、深圳、東莞三大生產基地，5家子公司,員工6000多人。從2008年金融風暴開始，這家企業就開始轉型升級，以高品質和新工藝的開發，控制成本走出了金融危機。2010年投資10億元成立東莞市五株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并定位為手機HDI電路板高端產品，實現了整體升級。最近三年，五株投入了十幾億元引進最新設備，替換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蔡志浩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人工總成本每人每月大概是5000元左右，兩班倒一個崗位就是1萬元，一年就是10多萬元；而購買或改造一套設備需投資30萬至50萬元，差不多三年多可收回成本。
蔡志浩說，“我微信朋友圈的很多同行都是早期一起從作坊開始打拼起來的，經過幾輪爬坡轉型，一些無力投資技改的退出去了。”
在制造行業，有品牌、有市場，或者有資本實力上規模的大企業不斷推動技術進步，引進高端設備，更新工藝流程，活得不錯；沒有資金和社會資源能力，沒有自主品牌的中小企業則被同行大企業兼并收購，淪為品牌企業的附庸，成為它們的代工廠。成為產業鏈條上的代工廠還算幸運，那些沒有被吸納到產業鏈條上的中小企業則只能搬遷或倒閉。
“市場就那么大，小企業被擠死了，目前行業寡頭經濟的趨勢值得關注。” 蔡志浩說。
在生產著全球30％羊毛衫的小鎮——東莞大朗鎮，傳統織機在幾年前紛紛改為半自動織機，最近兩年又多改為電腦織機。記者看到車間里每個工人可以操控七八臺電腦，每臺電腦可操控近十臺織機。自動化控制設備改造了工藝流程，也讓私人定制的小批量羊毛衫銷量很好。
東莞市經信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東莞已有六成工業企業進行了“機器換人”，2014年東莞啟動“機器換人”計劃，總投資超過62億元，減少用工約4萬人；2015年1月－11月，東莞全市工業技改完成投資額204.4億元，同比增長114.5％。2015年預計東莞市先進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6.2％、7.5％，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47.0％、36.0％。
高端設備和更新的工藝流程更使東莞形成的區域性產業集聚效應突出。
長安、塘廈、松山湖、大朗、虎門各鎮產業聚集各具特色，區域內上下游合作的產業群優勢更為明顯。由于東莞制造業機器換人市場大，一些專門的機器人生產企業搬到東莞，針對不同的集群生產不同的機器人設備，研發工業機器人的企業和工業機器人裝備制造商約70家，機器人企業數已占全國總數的10％。如今松山湖已是智能制造裝備研發力量集聚區，這里寄望打造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松山湖長盈精密技術公司今年還計劃打造東莞第一家無人工廠。
“機器換人”緩解東莞制造業企業用工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局面，這只是表象，自動化設備的大量應用，使工業服務業乃至工業互聯網逐步滲透到工業體系，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服務的各個環節經歷著一場變革。如今制造業周期猶如過山車，傳統程序被拋棄的速度越來越快。東莞一些企業開始向工藝設計、增值服務、電子商務等下游延伸。
東莞站在了轉型的風口上，正經歷著一個“痛并快樂”的轉型期。受訪的一些業界專家表示，中國必須借全球產業轉移之機，以中高端制造占據一席之地，嵌入全球產業鏈中，這是未來中國制造的升級之路，而網絡技術正在催生新的生產模式。目前，東莞有跨境電商企業4000家，超過7000萬家制造企業從事跨境電商交易。
嫁接先進制造
景色宜人的松山湖南部國際總部區，道路寬闊，綠意盎然。兩棟新樓拔地而起，正在建設的13棟樓就是中以產業園的一期工程。
記者從中以產業園獲悉，今年10月一期工程完成將對企業開放。該園區主要從以色列引進水處理技術應用和孵化水處理相關企業，幫助即將進駐的以色列企業更好對接國內市場。
這個由廣東中以水處理環境科技創新園有限公司建設的環保與水處理產業園區，被科技部認定為“國家水處理技術國際創新園”。園區規劃面積380畝。目前已經有20多家合作企業簽約。
“以色列的水處理技術全球一流，但他們的技術不一定適合中國需求，我們在園區進行改造，讓它更接國內地氣。”園區工作人員黃振強對《財經》記者表示。
在東莞，為了吸引國際先進技術，采取中外合作工業園區的方式，將國外技術與中國市場和中國制造業完備基礎嫁接成為一種趨勢。松山湖類似這樣的園區大約有四五個。東莞與英國氣候變化部的合作項目“中英低碳產業園”也將落地清溪鎮。
東莞中德創新產業園是北京百年融投資集團、OHK中德創新合作中心、歐洲天鵝湖投資公司合作成立的園區，計劃打造一個集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型材料、德國教育培訓等的工業示范園區。東莞中德創新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友倫對《財經》記者說：“我們的新產品將來都與行業龍頭企業對接。”他的名片上打著一句話：“德國技術，中國制造。”
園區已將德國機器人開發團隊60多個工程師引進中國，幫助企業量身定做；采用德國環保技術，引進飲用水過濾、海水淡化技術、城市污水凈化項目以及德國物流裝備4.0技術等。“希望中國強大的制造體系能夠嫁接德國工業4.0。” 東莞中德創新產業園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裁袁柯靈對《財經》記者表示。
張友倫的想法是，將占德國企業總數90％、擁有發明專利80％的家族式中小企業作為合作重點，中方企業出資金、供土地、建廠房、購設備，德方企業出技術、出管理、出品牌，雙方合作辦企業、拓市場、創效益，打造出一條中德合作的制造業升級捷徑。
“這些家族式中小企業看好東莞制造業鏈條完備，港口和交通便利，東莞制造業又處在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最前沿，相當于改革開放最前沿時期，營商環境相對不錯，并且中國擁有龐大市場的潛力。”張友倫說，他們的目標是三年就將引進的德國技術孵化，同時在河南等地設立歐洲制造之窗，在歐洲收購企業，引進技術，在中國注冊公司。
“更重要的是引進德國工程師來中國培訓中國的工程師，培訓技術人才。” 目前園區已經派出幾批技術人員到德國實習，并請德國專家到園區工作；將在園區建立培訓學校，將技術標準與歐洲學校對接，按歐標培訓的技術人才服務于產業園區。著力打造德國先進技術推廣中心和德國先進裝備國產化中心，高位嫁接德國管理、智力、品牌和技術，走一條轉型升級的新路子。
“技術種子長成參天大樹需要30年或更長時間。而我們這種方式則是拿到了中樹，大幅縮減了程序，這正是后發優勢國家在技術進步上的優勢所在。” 張友倫說。
記者從東莞商務局了解到，去年東莞在美國硅谷建立了一個以引進技術、人才為主的辦事處，下一步還打算在歐洲建立類似的機構，中德、中以產業園這樣的模式是一塊探路石。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杰表示，嫁接德國技術是好的捷徑，因為在全球工業4.0的浪潮下，留給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但是也要防止依賴性的拿來主義，要在引進的同時更注重本土的消化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呂鐵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研究表明，企業對于外部技術的吸收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已經具備的內部創新能力。因此，對于絕大多數沒有自主創新能力的民營企業，通過并購獲得核心技術仍然是比較困難的。
對這一點，袁柯靈深有感觸，“德國的技術輕易不給中國，有時候一個項目需要磨合十年或更久，才能獲得德方的信任。德方工程師反復到中國考察，他們派來專業公司的人員進行盡職調查，最后才同意轉讓技術。如果磨合不深，他們只給你工業1.0、2.0的技術。”
讓轉型制造業看到未來
東莞厚街鎮相關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厚街鎮幾家代工企業前幾年選擇“走出去”，不過，去年又搬遷回來了，因為這里有東莞經過30年形成的上下游配套的產業鏈，在厚街造鞋、制家具，從皮革、釘子、設備、油漆、木材，一應俱全，更讓企業感到政府服務意識較強，企業增資擴股，政府幫著跑手續。
東莞的技術創新之所以在全國領先，更重要的是創新制度的紅利釋放。推行三年多的商事制度登記改革，持續激發出東莞市場主體的活力。
東莞市工商局向《財經》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東莞市新登記市場主體12.3萬戶，同比增長7.7％，總量突破71萬戶。其中新登記企業5.5萬戶，同比增長20.4％，總量達到25.6萬戶。這兩項指標均位居廣東省地級市第一位。
記者了解到，東莞一些企業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由于普遍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企業對轉型升級存在信心不足的情況，因此制度環境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根本。晨風集團董事長尹國新曾直言，中國各級政府應該扭轉急功近利的政績觀，像德國一樣以制造業為根基，致力營造有利于制造業發展的社會環境，讓從事制造業的企業能看到未來。
呂鐵亦表示，東南亞雖然具有低成本優勢，但市場規模和要素供給有限；印度雖然同時具有市場優勢和要素優勢，但受制于體制掣肘和基礎設施短缺，短期內還不能形成對中國制造業的替代。中國制造業的戰略方向，在于發揮既有的市場規模優勢和產業體系優勢，加快形成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格局，在良性的市場競爭過程中逐漸形成中國制造業自身的獨特競爭能力。
基于經濟史的比較研究顯示，中國制造業的核心能力很可能在于模塊化架構下的大規模生產能力。“市場規模+產業體系+獨特能力”是中國理想的三維競爭優勢框架。當前，關鍵是通過體制建設形成第三個要素，即獨特能力。
國務院參事湯敏等一些專家提出，在企業轉型升級痛苦的過程中，東莞政府還亟待克服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專利保護等制度弱點。還應通過普惠性的政策降低絕大多數企業的運營成本，提升制造業行業的各類標準，嚴打假冒偽劣制造企業, 讓創新者有力前進、山寨者寸步難行。
記者了解到，東莞的中小企業眾多，中小企業從銀行直接獲得融資升級設備存在一定難度。廣發銀行東莞分行去年推出“機器換人技改前貸”，專項用于設備按揭貸款；推出“五金模具特色行業設備貸款”，專項用于支持東莞市重點行業設備抵押貸款；“機器換人技改后貸”，專項用于企業技改后經營性流動資金缺口補充；并申請支持東莞智能裝備制造企業的“智能裝備企業貸”。同時東莞還采取融資租賃、股權投資基金等資本運作方式幫助技術更新。
在融資租賃方面，東莞通過“省市共建專項資金”，來撬動金融機構支持制造業智能裝備升級。廣東省財政每年撥款1億元主要用于中小企業設備融資租賃貼息補助，東莞市財政每年匹配1億元主要用于設置融資風險池。東莞將通過融資租賃補貼、融資租賃風險補償和融資租賃業務獎勵等多項措施，推動中小企業設備升級。
記者調研了解到，從全國產融情況看，金融抑制以及創新激勵機制缺位等現象普遍，制造業企業發展不僅面臨高稅費和整個生產與流通環節的高交易成本，而且深陷高額的貸款成本和無融資渠道的困局。
張友倫表示，目前最艱難的是融資，除了自有資金就是民間融資，但是由于中國經濟低迷，民間融資萎縮，通道不暢，即便發私募基金，但基金一時看不到項目進來，也不愿意投，資金到項目落地之間的空當沒辦法跨越。希望金融部門能對民營企業拓寬融資渠道，設計金融產品鼓勵企業去國外并購高端制造業和高端科技企業。“尋找德國高科技企業并不難，難的是前期融資，資金不到位，好項目也難以引進。”
記者了解目前的現狀是，私營企業沒有資金實力搞研發，引進技術政策環境和融資渠道不通暢，國有企業有實力，但是按照中國技術研發的流程走，從立項、研發、臨床試驗到推廣非常漫長，如今制造業周期猶如過山車，這樣的程序無法匹配。
因此，張杰表示，“中國制造2025”最應該強調的是制度革命，而不單是智能制造和工業“互聯網+”，也不光是財政補貼多少，而是制度和環境的營造。否則“中國制造2025”的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條。
同時張杰提出，產業生態鏈的整體轉型升級是關鍵問題。大中小微企業如何協作，使整個產業鏈向中高端推進。企業單打獨斗很難成功，只有月亮企業帶領星星企業的整體配套，上下游鏈條協作提升才是出路。
另一個趨勢也在東莞呈現：機器人慢慢占領工廠，東莞制造業的人才結構開始嬗變——低技能、高危險的一線普工崗位需求降低，機械調試、維護和控制的技術性人才走俏。
東莞巨岡機械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光景告訴《財經》記者，現在找高技能技工很頭疼。學校畢業的大學生短期不能用，必須進行二次培訓，在社會上招聘，大多數是農民工，只適應勞動密集型的流水線工種。高技能藍領工人一時不好找。
在東莞，有近800萬外來人口，他們被稱為“新莞人”。他們是東莞產業轉型升級的主力軍。近些年，針對企業的人才需求，東莞市啟動了新莞人培訓工程。
在日本，藍領工人收入甚至超過白領工人，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就業率都在98％以上,遠遠超過大學生,這也使藍領工人有著不斷鉆研的動力。日本的普通學前和學校教育，非常注重培養孩子對技術鉆研的興趣。因此，采訪的許多專家建議，中國目前的教育體系還無法與轉型升級中的制造業契合，中國的教育制度亟待改革，應引導和培養藍領工人的精神和價值觀。
據人社部統計，中國技工勞動者1.5億，僅占城鎮就業人員的39％，占就業人員總量不到19％；高級技能人才3762.4萬人，僅占技能勞動者總數的25.2％，占就業人員總量不到5％。
不過，國務院參事陳全生在東莞調研后表示，2億多農民工不能一下子成為科技知識分子，中國制造業產業大軍的主力軍仍是農民工，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要有的，轉型還不能操之過急。
2015年關閉的諾基亞東莞工廠進入2016年，昔日諾基亞生活區已被改造成熱鬧的聚大電商產業園。這里能容納100家左右電商企業，涵蓋家具、電子、服飾、通信等行業。
中國制造業轉型已經走到十字路口，企業在彷徨間尋找定位，政策上亟待營造轉型升級的大氛圍。如何度過轉型爬坡期，讓制造業成為托舉中國經濟最強的支柱，是擺在與制造業相關的企業和政府面前的共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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