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增速的不斷下行，雖然一些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但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博士卻認為：“從中長期看，經濟最惡化的時刻遠未過去。過去房地產繁榮留存的嚴重過剩的重工業產能將長期制約中國經濟。只有等待產能逐漸出清、風險暴露干凈之后，經濟才有可能迎來長周期繁榮。”
然而，“產能逐漸出清、風險暴露干凈”就真的會迎來長周期繁榮嗎?筆者的看法是未必。就傳統增長方式造成的問題而言，中國經濟必須去杠桿、去產能。但去完杠桿和產能后，新的增長方式是什么?新的引擎在哪里?顯然，從長周期繁榮來看，這些問題是必須要回答的。否則，中國經濟將長期陷入傳統增長方式不能自拔。
德國“工業4.0”引發的思考
全球金融危機后，為盡快恢復經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回歸實體經濟。美國提出“再工業化”新理念，并推出《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不甘落后，德國制訂了《德國高技術戰略2020》，日本積極推進《創新2025計劃》。
同時，中國也制訂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工業轉型升級、兩化融合等規劃和戰略，加速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進程。
顯然，美國、德國、日本，包括中國，這四個世界制造業最大的國家，正在展開一場搶占全球制造業制高點的激烈競爭。這個制高點是什么?工信部副部長蘇波認為：“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罷，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也罷，實質上就是國與國之間的裝備制造業的競爭。目前，大國之間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的競爭，我們可以說，就是大國博弈的核心。”當然，蘇波所說的裝備也并不是一般的裝備，而是融入了信息化的高端裝備，即工信部的立部之本——兩化融合的高端裝備。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推出“工業4.0”(Industry 4.0)。工業4.0原本是《德國高技術戰略2020》中的十大未來項目之一，政府投入2億歐元，最初在2011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當時，德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董事兼行政總裁沃爾夫岡·瓦爾斯特爾教授在開幕式中提到，要通過物聯網等媒介來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提高制造業水平。2013年4月，又是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德國“工業4.0工作組”發表了最終報告——《保障德國制造業的未來：關于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
德國工業4.0與美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說法不同。德國將18世紀引入機械制造設備定義為工業1.0，20世紀初的電氣化為2.0，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信息化為3.0，而物聯網和制造業服務化宣告著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
工業4.0的關鍵是將軟件、傳感器和通信系統集成于所謂的物理網絡系統。在這個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交匯之處，人們越來越多地構思、優化、測試和設計產品。工業4.0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強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轉變，目標是建立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傳統的行業界限將消失，并會產生各種新的活動領域和合作形式。創造新價值的過程正在發生改變，產業鏈分工將被重組。
面對德國工業4.0的挑戰，一位日本機械廠商德國子公司的社長語氣凝重地說：“原本就在設計和工程領域具有優勢的德國，現在又要重新定義制造業的應有形態，以攻占潛在增長的市場。我們不能再這樣無所作為了。”
但德國機械工業聯盟(VDMA)解釋說：“關于傳統制造業，被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企業趕超只是時間問題。所以，我們正在探索一條不會被亞洲企業趕超的其他道路。”看來，德國人更加憂慮的還是“龍行天下”的中國制造。
就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德國推出工業4.0的同時，中國制造正在思考著如何解決轉型升級之困，進而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
轉型早在“九五”期間就已提出，但至今仍沒轉過來，現在又提出了產業“升級”的任務。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和新的問題交織在一起，這就使中國制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業界認為，中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產品附加值低、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不高、資源利用效率偏低，產業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進一步增強。近年，又遭遇了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等問題。
在國際市場，中國制造還面臨著歐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夾擊，已經陷入“高端失守，低端混戰”局面。此外，高端制造有向發達國家回流之勢，低端制造也逐漸開始向比中國制造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使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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