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能源領域兩大“明星級”企業家——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分別召開媒體見面會對外發聲，公布了他們的議案或提案。通過這些提建言的內容，市場可以更為真實、清晰地了解行業處境，也享有了更多判斷行業走勢的依據。
如今，光伏行業的高速發展，使之獲得了來自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但種種原因，市場往往過于側重行業政策調整所帶來的影響，卻容易忽視其內生動力。
近日，《證券日報》記者獲悉，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今年議案將主要針對“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減輕光伏產業稅費負擔”等方面，透過這些議案，市場不難發現，盡管存在著一些困難，但光伏產業發展壯大的根本動力，并不僅僅來源于政策，而主要來自于其內在。
制定更具前瞻性
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在《關于明確可再生能源發展方向 制定更具前瞻性發展目標的建議》中，劉漢元代表談到，去年12月3日，在聯合國新一輪氣候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當前各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已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2030年氣候目標，需將現有水平提升3倍，才能實現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的目標，若想實現1.5度目標，各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則需提升5倍。
在這一基礎上，2016年12月，我國有關部門針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先后密集出臺三份重要規劃文件，分別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三份國家層面出臺的權威規劃文件，都為我國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設定了15%的奮斗目標。
然而，產業的實際發展情況是，距離三份規劃文件出臺僅一年時間，截止到2017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已達到14.2%，已經非常接近2020年15%的目標。
同樣，以可再生能源領域光伏產業為例，2007年，國家在規劃光伏產業發展目標時，提出2020年裝機總量達到180萬千瓦，此后歷經4次調整，最終確定到2020年底太陽能發電不低于1.1億千瓦。但截止2018年底，我國光伏裝機總量就已達1.7億千瓦。
在劉漢元看來，“產業的發展遠遠走在了規劃前面”的問題意味著“本應作為積極引領、指導產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卻與產業和市場層面的實際發展產生了明顯偏差。”
劉漢元認為，無論從積極引導產業健康發展的角度，還是加快推動我國能源革命，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都具有十分緊迫且重要的意義，而從目前來看，我國有條件實現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達到20%、2030年達到30%、2050年超過50%的目標。
事實上，當前，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都紛紛制定并不斷提升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美國經濟總量最大、能源消費量最多的加州，2017年已提前3年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超過33%的目標，計劃到2030年一次能源5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2040年達到100%，并于去年9月再度立法將2030年的目標提前到2025年完成；德國2017年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33.1%，計劃到2050年實現總發電中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法國計劃到2050年全國電力全部來自清潔能源。英國于2015年12月關閉了最后一家煤礦，并宣布近期將關閉國內所有的燃煤電廠，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開創煤電使用的國家，或將成為第一個告別煤炭的國家。上述國家無一例外，光伏發電都是其可再生能源的第一主角，每個國家使用的大都是中國制造的光伏產品。
減輕光伏發電企業
稅費負擔
在《關于減輕光伏發電企業稅費負擔的建議》中，劉漢元介紹，長期以來，我國光伏產業鏈上、中、下游各環節都被全額征收各項稅費，主要包括25%的企業所得稅、16%的增值稅及其附加，還有海域使用費、土地使用稅、印花稅、房產稅等多種稅費，如再考慮社保因素，稅費將更加驚人。僅從光伏發電端來看，每度電負擔的稅費就已經達到1毛3分到1毛7分。
目前，根據現行上網電價結合光伏發電項目數據平均測算，企業實際繳納的度電增值稅達到6分到8分。企業獲得貸款后，作為成本很大占比的利息完全不能抵扣增值稅，加重了企業稅費負擔。基于此，國家制定了相關政策，旨在減輕光伏企業的現實稅負壓力，如財政部、國稅總局于2013年9月下發了《關于光伏發電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3〕66號），對光伏發電收入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50%的政策。
但事實上，由于光伏電站前期投資大，投資回報期長，設計系統壽命25年，要靠多年的發電銷售收入逐步收回投資。從財務角度看，一般光伏電站的進項稅額需5至6年才能抵扣完，才可能繳納增值稅。但我國光伏發電從2013年起才開始真正成規模態勢發展，2014到2018年是發展的高速期。由此看來，只有極少數經營很好的企業，才可能在2018年左右享受此優惠政策，大多數企業無法切實享受。因此，該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實際執行效果卻并未達到制定的初衷。
此外，為扶持我國光伏發電行業發展，財政部、國稅總局于2008年下發財稅〔2008〕46號文，對符合政府規定的光伏發電企業，從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年度起，實行三年免征、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光伏企業的發展。但根據光伏產業發展趨勢判斷，行業去補貼化將成必然，平價上網時代即將到來，上述三年免征、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的政策，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減負作用，但該定期減免優惠在無補貼項目面臨的成本壓力面前，無異于杯水車薪，光伏發電企業仍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
作為可借鑒的辦法，劉漢元表示，同樣作為前期投資大、投資回報期長的水力發電項目，國家已制定并下發了多項增值稅減免政策。如財稅〔2009〕9號文件第二條第（三）項明確規定，縣級及縣級以下裝機容量為5萬千瓦以內（含5萬千瓦）的小型水力發電單位，可選擇按照簡易辦法依照6%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此后又出臺文件將“依照6%征收率”調整為“依照3%征收率”，進一步減半征收小型水力發電項目的增值稅，切實減輕了水力發電企業的稅負。
針對以上問題，劉漢元代表建議：制定更積極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達到20%、2030年30%、2050年超過50%；制定具體可操作的配套實施方案，增強規劃執行的剛性；減免可再生能源稅費，加快我國能源轉型步伐；參照小型水力發電項目的增值稅繳納政策，將光伏發電項目納入按照3%征收率簡易征收范圍；實現企業利息成本進項稅可抵扣，并將光伏發電企業納入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還范圍；對光伏發電無補貼項目實行所得稅免稅政策。
如今，光伏行業的高速發展，使之獲得了來自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但種種原因，市場往往過于側重行業政策調整所帶來的影響，卻容易忽視其內生動力。
近日，《證券日報》記者獲悉，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今年議案將主要針對“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減輕光伏產業稅費負擔”等方面，透過這些議案，市場不難發現，盡管存在著一些困難，但光伏產業發展壯大的根本動力，并不僅僅來源于政策，而主要來自于其內在。
制定更具前瞻性
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在《關于明確可再生能源發展方向 制定更具前瞻性發展目標的建議》中，劉漢元代表談到，去年12月3日，在聯合國新一輪氣候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當前各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已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2030年氣候目標，需將現有水平提升3倍，才能實現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的目標，若想實現1.5度目標，各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則需提升5倍。
在這一基礎上，2016年12月，我國有關部門針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先后密集出臺三份重要規劃文件，分別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三份國家層面出臺的權威規劃文件，都為我國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設定了15%的奮斗目標。
然而，產業的實際發展情況是，距離三份規劃文件出臺僅一年時間，截止到2017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已達到14.2%，已經非常接近2020年15%的目標。
同樣，以可再生能源領域光伏產業為例，2007年，國家在規劃光伏產業發展目標時，提出2020年裝機總量達到180萬千瓦，此后歷經4次調整，最終確定到2020年底太陽能發電不低于1.1億千瓦。但截止2018年底，我國光伏裝機總量就已達1.7億千瓦。
在劉漢元看來，“產業的發展遠遠走在了規劃前面”的問題意味著“本應作為積極引領、指導產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卻與產業和市場層面的實際發展產生了明顯偏差。”
劉漢元認為，無論從積極引導產業健康發展的角度，還是加快推動我國能源革命，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都具有十分緊迫且重要的意義，而從目前來看，我國有條件實現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達到20%、2030年達到30%、2050年超過50%的目標。
事實上，當前，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都紛紛制定并不斷提升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美國經濟總量最大、能源消費量最多的加州，2017年已提前3年實現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超過33%的目標，計劃到2030年一次能源5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2040年達到100%，并于去年9月再度立法將2030年的目標提前到2025年完成；德國2017年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33.1%，計劃到2050年實現總發電中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法國計劃到2050年全國電力全部來自清潔能源。英國于2015年12月關閉了最后一家煤礦，并宣布近期將關閉國內所有的燃煤電廠，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開創煤電使用的國家，或將成為第一個告別煤炭的國家。上述國家無一例外，光伏發電都是其可再生能源的第一主角，每個國家使用的大都是中國制造的光伏產品。
減輕光伏發電企業
稅費負擔
在《關于減輕光伏發電企業稅費負擔的建議》中，劉漢元介紹，長期以來，我國光伏產業鏈上、中、下游各環節都被全額征收各項稅費，主要包括25%的企業所得稅、16%的增值稅及其附加，還有海域使用費、土地使用稅、印花稅、房產稅等多種稅費，如再考慮社保因素，稅費將更加驚人。僅從光伏發電端來看，每度電負擔的稅費就已經達到1毛3分到1毛7分。
目前，根據現行上網電價結合光伏發電項目數據平均測算，企業實際繳納的度電增值稅達到6分到8分。企業獲得貸款后，作為成本很大占比的利息完全不能抵扣增值稅，加重了企業稅費負擔。基于此，國家制定了相關政策，旨在減輕光伏企業的現實稅負壓力，如財政部、國稅總局于2013年9月下發了《關于光伏發電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3〕66號），對光伏發電收入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50%的政策。
但事實上，由于光伏電站前期投資大，投資回報期長，設計系統壽命25年，要靠多年的發電銷售收入逐步收回投資。從財務角度看，一般光伏電站的進項稅額需5至6年才能抵扣完，才可能繳納增值稅。但我國光伏發電從2013年起才開始真正成規模態勢發展，2014到2018年是發展的高速期。由此看來，只有極少數經營很好的企業，才可能在2018年左右享受此優惠政策，大多數企業無法切實享受。因此，該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實際執行效果卻并未達到制定的初衷。
此外，為扶持我國光伏發電行業發展，財政部、國稅總局于2008年下發財稅〔2008〕46號文，對符合政府規定的光伏發電企業，從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年度起，實行三年免征、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光伏企業的發展。但根據光伏產業發展趨勢判斷，行業去補貼化將成必然，平價上網時代即將到來，上述三年免征、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的政策，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減負作用，但該定期減免優惠在無補貼項目面臨的成本壓力面前，無異于杯水車薪，光伏發電企業仍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
作為可借鑒的辦法，劉漢元表示，同樣作為前期投資大、投資回報期長的水力發電項目，國家已制定并下發了多項增值稅減免政策。如財稅〔2009〕9號文件第二條第（三）項明確規定，縣級及縣級以下裝機容量為5萬千瓦以內（含5萬千瓦）的小型水力發電單位，可選擇按照簡易辦法依照6%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此后又出臺文件將“依照6%征收率”調整為“依照3%征收率”，進一步減半征收小型水力發電項目的增值稅，切實減輕了水力發電企業的稅負。
針對以上問題，劉漢元代表建議：制定更積極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達到20%、2030年30%、2050年超過50%；制定具體可操作的配套實施方案，增強規劃執行的剛性；減免可再生能源稅費，加快我國能源轉型步伐；參照小型水力發電項目的增值稅繳納政策，將光伏發電項目納入按照3%征收率簡易征收范圍；實現企業利息成本進項稅可抵扣，并將光伏發電企業納入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還范圍；對光伏發電無補貼項目實行所得稅免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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