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 陳清泰
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已經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轉化為低成本研發和低成本復雜制造的“雙低優勢”。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發展中國家做不到、“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發達國家做不起的領域，是我國產業放手施展的廣闊空間，是中國產業和企業擠入全球領先地位的亮點。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
理性地理解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的追趕期，主要是以大規模資本和資源投入“鋪底經濟存量”。那時的經濟增長，基本是各個企業增加值的總和。
進入產業結構升級階段，經濟增長則是高效產業和企業的產生和擴張，抵消低效產業和企業的萎縮與關閉后的增量。競爭是效率的源泉。盡管競爭可能造成重復投資和企業倒閉，看似浪費，但競爭會激勵高效率企業的成長、落后企業的退出，正是持續的吐故納新才能保障經濟效率不斷提升。
例如，蘋果智能終端的出現，頓時使諾基亞、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從皇冠上墜落，但卻引發了一場影響未來的移動互聯的信息革命。
因此，實現可持續的增長，就是鼓勵既有企業的技術進步和新興企業的進入及擴張，同時加快曾經輝煌但已落后企業的退出，使高效生產力不斷取代低效生產力、高效企業取代低效企業、高效率的就業崗位取代低利率的崗位，目的是使低效和失去競爭力企業占有的有效資源，包括人力、土地、存量資產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門，確保全社會資源的平均效率始終處于上升之中。
當前，我國相當多的產業產能超常規過剩，明顯進入了邊際效益遞減的階段，倒逼結構升級的力量已經十分強勁。克服蕭條、重振景氣有三個途徑，一是在環保、產品品質等領域制定水平越來越高的強制性標準，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二是在競爭中實現結構重組，其中被并購是投資者退出的重要途徑，而破產將使生產要素活力再生；三是以成功的創新創造產業和企業的新生。
結構調整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的流動。目前困擾我們的是不僅競爭失敗的企業死得很難，而且包括企業投資、人員、存量資產等要素的流動、特別是跨區域、跨所有制的流動遇到了極大的阻力，使政府多年倡導的結構調整收效很低。
現階段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
種種情況表明，傳統增長方式已經走到盡頭。現在，我們已經占到了一個更高的起點，新的比較優勢正在顯現，并展現出良好前景。
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生產要素結構升級，創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別是教育程度提高、職業培訓逐漸普及，產業工人隊伍整體素質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規模擴大，知識型人力資源優勢開始顯現；二是企業組織和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企業家隊伍逐漸成熟；三是技術和產業配套能力大大增強，創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場需求旺盛、需求層次提高，多樣化市場格局逐漸形成。
相應地，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已經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轉化為低成本研發和低成本復雜制造的“雙低優勢”。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發展中國家做不到、“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發達國家做不起的領域，是我國產業放手施展的廣闊空間，是中國產業和企業擠入全球領先地位的亮點。這是分析國內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個重要判斷，它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將對所有產業和企業產生較大的影響。
例如華為、騰訊、展訊等企業，正是利用中國廉價、聰明、勤奮的工程師創造的研發優勢奠定了自己的國際競爭地位。而三一重工(5.73, -0.06, -1.04%)、比亞迪(56.00, 0.90, 1.63%)等則在智力與勞動“雙密集”的行業取得了巨大成功。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正是看中了中國廉價知識型人力資源優勢。目前，“大學畢業就業難”，意味著我們有龐大的知識型人力資源后備。
比較優勢的變化，既對既有增長方式形成了壓力，也為經濟轉型、實現產業升級創造了條件。
我國已經進入創新活動的活躍期
進入新世紀(13.71, 0.00, 0.00%)，國家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逐步落實，政府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各地科技園區較快發展，針對技術創新的金融服務逐步跟進，使技術創新活動日益活躍。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最近的報告指出，中國2010年起研發投入僅次于美、日居世界第三，2012年突破一萬億，占GDP的1.98%；十一五期間發明專利授權數年均增長31%，萬名研發人員發明專利授權數由152件上升到312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培養、供應能力，正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大優勢；研發人員素質提高是創新績效提升的“內因”。
近十年來，科技人員自主創業、留學人員歸國創業形成氣候；科技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迅速發展，創新成功率較快上升。創業板的開啟極大地促進了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的設立和發展。中關村(5.45, -0.04, -0.73%)管委會和深圳市的數據顯示，兩地符合創業版上市條件的后備企業均超過1000家。深交所研究人員的判斷是我國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已進入了“井噴階段”。
一位資深的風投合伙人認為，國內科技創新公司及風險投資面臨百年不遇的歷史機遇，成功率已高于成熟市場。隨著越來越多的優質技術創新公司的涌現，各行各業都有望出現自己的華為、中興，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可靠基礎。一批科技創新型企業研發投入通常占銷售額的10%左右，而基于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的銷售毛利率可達30-50%。形成了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現在，在一些領域，例如超級計算機、新材料、基因工程、第四代核電、信息搜索、電子商務、集成電路設計等，我們開始進入前沿，并由跟蹤者向技術自立和領跑者的角色轉變。種種跡象顯示，我國已經進入了科技創新活動的活躍期，到了由技術模仿、跟蹤，轉向主要依靠自主創新求發展，進而向產業發展制高點進軍的階段。#p#分頁標題#e#
產業的跟蹤與跨越
以引進的技術進行產業跟蹤，是技術追趕期的一種選擇。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加速學習過程，并為技術跨越創造條件。所謂“跨越”，就是在產業跟蹤中強化自主創新能力，抓住時機、瞄準新一代產品，以自己的技術實現產業化，在這個領域實現超越。日本和韓國從引進、跟蹤到技術自立大體用了25-30年。我國也到了這個火候。
技術跟蹤的“依附性”決定，如果不能實現技術自立，永遠不能成為領先者。技術的“跟蹤”是不可持續的。有幾個原因：
一是任何基于新技術的產品都有一個壽命周期。之初，由于它具有“人無我有”的“唯一性”，而奇貨可居，可以獲得超額利潤。這就是“先者為王”。
例如，2010年“賣瘋了”的iPad和iPhone,毛利率高達200%。但隨著“唯一性”的消失，利潤漸漸回落。跟蹤者往往只能在利潤下降周期進入。這時利潤日漸微薄，難以賺錢。搞不好甚至以再投資進行跟蹤的能力都將消失。
二是跟蹤者盡管自身的研發活動較少，但在每一件產品中的技術成本依然存在。只不過沒有用于自主研發，而是通過購買專利、知識產權、技術引進或關鍵零部件等形式，把錢交給了外國公司。跟蹤者的研發成本確實發生了，但本國的研發人員卻沒有獲得參與研發活動的機會，企業的研發能力未能因此而提高，很難有翻身之日。
三是跟蹤者沒有核心技術，很難建立自主品牌。從外部獲得的往往是市場價值大部分已經實現后的“技術殘值”。使用這一技術，即便可以生產出相同的產品，也賣不出好的價錢。很低的利潤率使企業無力進行更高層次的研發活動。這就使跟蹤者很難跳出不良循環：當正在應用的技術必須更新的時候，只得再引進、再跟蹤。
四是核心技術依賴他人，企業就喪失了發展的主動權。技術路線、技術標準都是技術擁有者根據自身特點定制的，關鍵技術和零部件掌握在他們手里，跟蹤者的處于被動地位。而且技術路線一旦轉向，或零部件供應中斷，跟蹤者將蒙受損失。
例如，在顯像管產業，我們老老實實地技術引進、產業跟蹤了20多年，生產能力穩居世界第一。但是2005年前后僅僅三年左右時間，新一代顯示技術迅速替代顯像管，我國企業前后上千億的投資瞬間化為不良資產，顯示器產業重新“歸零”。
由產業跟蹤到技術自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但在時機成熟的時候要毫不猶豫地向前跨越。跨越一旦實現，就將改變全局。
各位企業家需要注意
由于增長方式轉型相對遲緩，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在既有產業持續過量投資，產能超常規過剩；二是很多產業逐漸進入前沿，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引進和模仿，依托既有技術的發展空間受限，繼續前進已經找不到方向。
華為總裁任正非在2010年就說，“我們已經走到了通訊裝備產業的前沿。以前靠西方公司引路，現在我們也要引路了”。但更多的企業沒有以自主創新來彌補引進和模仿的缺口，像華為一樣“挺身、引路”，相反開始遠離制造業，轉而投向房地產或虛擬經濟。
這一現象已經引起政府的擔心。原則上講，有怎樣的發展環境大多數企業就會選擇怎樣的發展方式。出現如上現象的原因是發展環境改變滯后。我相信，已經十八大開啟的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將加快改變發展環境。
企業必須看清向創新驅動轉型已是大勢所趨，面對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形勢，以怎樣的理念，選擇怎樣的戰略，將決定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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