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理莫迪上周四接受了印度英文商報《經濟時報》的專訪，他在專訪中聲稱，印度未來將憑借自身實力成為制造業中心。
莫迪說：“我們看到了二戰后新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類似的情況也將在新冠疫情結束后發生。這一次，印度將搭上制造業的快車融入全球供應鏈。我們在民主、人口和需求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
早些時候，印度媒體在4月和5月喧囂吵鬧，盛況空前的慶賀大約1000家美國制造業企業將在新冠疫情期間從中國遷往印度。但與媒體的大肆宣傳相反，迄今為止，只有極少數公司真的搬來了印度。
同樣情況以前也發生過，由于2018年3月美中貿易戰開打，外界曾預計會有許多美國公司離開中國前往印度。然而，截至2019年10月，退出中國的56家公司中只有3家搬到了印度。在這56家公司中，有26家遷往越南，11家遷往臺灣，8家遷往泰國。
印度消費需求不足阻礙了外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 圖片來源：新華網
莫迪在接受采訪時稱，外國公司將會搬來印度，因為印度有三大優勢——民主、人口和需求。
然而，后兩者的優勢并不明顯。
首先，并沒有很多美國公司像美國和印度戰略家們估計的那樣遷出中國。
其次，那些遷出中國的公司也并沒有遷往印度。
分析人士認為，主要是某些在印度常見的非經濟因素和政府治理因素阻礙了這些美國制造業企業遷來印度。非經濟因素是舉不勝舉。
首先，在印度做生意要比在中國麻煩得多，因為在印度辦理法律手續更耗費時間。世界銀行稱在印度注冊一家公司需要18天，而在中國只需要9天。這一時長要比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時長多一周左右。
此外，注冊一家企業需經過12個環節，每一環節都涉及許多繁文縟節。
辦理施工許可證需要經過34個環節，耗時110天，還必須要得到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雙重批準。
目前也沒有規定限制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在多長時間內下發許可。
第二，在印度獲得制造業所需的土地、水、電等基礎設施并不像在其它國家那么容易。例如，通電就需要等待八天到三個星期。
在印度，征用土地是一項更麻煩的工作。
第三，印度的基礎設施比中國弱，效率也低，比如公路網和鐵路網。印度海港和機場的貨運效率也不如中國。
效率較低的基礎設施意味著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會有更多的物流成本，而額外的成本使公司很難有競爭力。
第四，確保印度的政治和政策穩定很重要，盡管大選會定期舉行，大選后權力移交也很順利。
而印度的稅制則在不斷變化，稅率也明顯高于中國。最近，印度企業所得稅率從40%降到了25%。但在企業稅之外卻有各種費率的附加費。相比之下，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是固定不變的25%，但在經過多次免稅后可以將稅率降至15%以下。
第五，對于一個企業來說，離開印度比進入印度還復雜。印度已試圖改善這一狀況，但其改革措施不力，進程復雜難解。印度的破產法也很惱人。
如果外國或本國公司無法輕易進入市場或在必要時輕易退出這個市場，那它們就不會進入這個市場。這就是微觀經濟學不言自明的法則。只要存在阻止公司進出市場的障礙，那么不但新來的外國公司不會進入這個市場，就是國內的公司也不會進入這個市場。
許多商業分析人士認為，上述這些非經濟因素和政府治理因素決定了美國公司為什么不來印度。
但這些都是次要因素。主要的決定因素本質上都是經濟因素。
首先，印度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匯率波動相對較低的國家。然而即便如此，印度的匯率波動仍遠大于中國。
例如，據美國CNBC新聞網報道，2000年1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是8.27：1。到2020年10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升至6.69：1。與此同時，印度的匯率在2000年1月是43.55盧比兌1美元，到今年10月已跌至74.54盧比。
因此，人民幣在20年內升值了19%，而同期印度盧比則貶值了71%。這說明人民幣比盧比更穩定。
貨幣波動會大大增加商業風險。相反，穩定的貨幣可以降低風險，增進公司的投資、銷售、利潤和品牌價值。
匯率波動意味著外國投資會減少，因為公司和風險管理者很難駕馭匯率風險。
即使銷售收入因市場擴張而增加，利潤也無法增加，因為增加的銷售收入被匯率波動的影響所抵消。更重要的是，隨著印度貨幣相較美元走軟，美國公司在印度的投資也在貶值。
印度決策者似乎忽視了匯率波動的問題。當盧比貶值時，進口下降，出口增加。因此，國際收支狀況有所改善。
由于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政府稅收也相應增加。印度的決策者可能會將此視為一種優勢。然而，對那些想進入印度市場的外國公司而言，這使得印度經濟環境的吸引力下降了。
第二個因素是市場需求。莫迪在接受《經濟時報》采訪時稱，在因新冠疫情而限制人群活動期間，他的政府向8億印度人分發了大米和扁豆，這是無與倫比的成功。他強調說，“在八個月的時間里向8億人免費提供糧食和豆類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計劃。”
對那些希望進入印度的外國公司來說，他提到的數字意義重大。
在印度13億人口中，有8億是窮人、低收入者或中等偏下收入者，他們要從政府獲得糧食補助。這些人根本不會購買美國公司昂貴的商品和服務。
外國公司不會因為一個國家人口眾多就進入這個國家。人民需要有足夠的購買力來購買他們需要的產品。
中國既是生產國又是消費國。中國大約有8億高收入人口。比如，中國就是蘋果公司2019年度全球第三大市場，也是其亞洲最大的市場。
據估計，印度的購買力只有中國的20%，因為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2104美元，而中國在2019年的人均收入是10261美元。
因此，指望一家美國公司離開中國市場來到印度是非常愚蠢的。在印度，找不到像莫迪在采訪中所說的市場需求。
通用汽車三年前撤離印度，不久前哈雷?戴維森摩托也撤離了印度，這都說明印度人買不起美制產品。由于消費者對美制產品的需求很小，所以美國公司認為沒有足夠光明的銷售前景來證明遷移到印度是合理的。
許多印度人可能會認為，他們見證了莫迪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那種私人友好關系，如果這種友好關系能在美國大選后繼續下去，那這種關系就可能會給印度帶來美國的投資。然而，要吸引投資，光靠握手擁抱之類的公關噱頭可不夠，比如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舉行“你好莫迪”活動或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玩弄“致敬特朗普”之類花招。
企業所考慮的是，在投資印度后能否使公司的銷售、收入、利潤和品牌價值最大化。做出投資決定是一種理性的行為，絕不會感情用事。
莫迪可能會用這樣的事件愚弄印度選民。然而，他不能欺騙美國公司從中國遷往印度。美國公司不會依據“你好莫迪”和“致敬特朗普”這樣的肥皂劇來制定投資決策。
無論是唐納德?特朗普還是喬?拜登當選為美國總統，他都可以在今年1月上任后敦促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往印度，但他不能強迫它們這樣做。美國公司會自行決定是否要離開中國。
因此，美國公司的搬遷決策完全是基于經濟因素。
最小的風險會吸引最多的投資。退出中國的企業并沒有遷往印度，因為搬遷到印度會引發更高的經濟風險。因此，即使美國公司真的離開了中國，它們也將遷往印度以外的其他目的地。
正如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尼莎?比斯瓦爾（Nisha Biswal）所指出的，印度需要向美國企業提供更多的激勵措施，比如免稅、優化經商環境、穩定貨幣、通過加速經濟增長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來擴大消費需求。如果沒有這樣的激勵措施，美國公司就不會像莫迪在采訪中所說的那樣搬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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